二問：“高價彩禮”背后成因是什么?

“‘高價彩禮’的成因多被歸咎于性別失衡導致的男性婚姻擠壓。”靳小怡向南都記者解釋，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，我國男女出生性別比例出現失衡，在2004年達到121，江西、廣東、海南、安徽、河南五省的出生性別比甚至超過130。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后，出生性別比開始穩步下降，七人普數據顯示到2020年已降至111.3左右，也即每誕生100個女嬰，就有111.3個男嬰來到世上。據測算，男性過剩人口在3000至5000萬。

而在城鎮化進程中，人口的遷移流動又加劇了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男性的婚姻擠壓。“大量農村青年來到城市，城鄉通婚圈融合，適婚青年有了更多選擇，資源較差的農村男性劣勢地位加劇。”靳小怡表示。

易女士也有同感，“以前彩禮也沒這么高，幾萬塊就行。但現在，特別在偏遠農村地區，很少有女孩想嫁過去。這就導致本地人去外地討媳婦，包括本省的贛州，云貴地區，甚至還有東南亞國家。”易女士告訴南都記者，近期她聽說過最高的一筆彩禮高達42.8萬元，是一名“三婚”女性嫁到當地較為偏遠的農村。

這種情況還催生出許多職業媒人，他們游走在鄉間，每介紹成功一對，便能收取數萬元介紹費。“但這種職業媒人不是很靠譜，為了賺錢，還會隱瞞智力或身體有缺陷等信息。”易女士透露，“我們當地有個智力有些問題的女孩，職業媒人把她連續介紹給四位男性，女方家收到的彩禮加起來近百萬。”

靳小怡發現，在社會關系相對穩定、圈子文化濃重的鄉村社會中，締結婚姻易受到攀比、從眾心理的影響。她舉例稱，農村地區女方家庭索要高額彩禮，除了有“養個女兒不容易”的想法外，更多的考量是“別人家都要這么多，我為什么不要”。而當女方家庭所收的彩禮明顯低于普遍標準時，也會被村民議論“壞了規矩”，因此受到埋怨、排擠。

“大部分父母還是希望孩子過得幸福。城區家庭一般都會讓女兒把彩禮帶走，還會貼補一些給小家庭。”易女士認為彩禮還是得收，不收彩禮怕女兒被男方輕視。“彩禮其實體現了男方對女方和這門親事的尊重，豐儉由人。如果男方是外地人，根據雙方的習俗，商量著來就行。”

張先生也認為高價彩禮來源于攀比。“比如我們鄰居家給了20萬，我就肯定要高于20萬。因為鄰居之間會討論彩禮的事情，還會進行比較。”

另一名老家在江西的祝女士同樣表示，網傳的“天價彩禮”或許會有些“水分”，有的家庭為了面子，會宣稱自己給出了高價彩禮。但實際上，雙方父母會在私底下商討具體的彩禮數目，有些甚至還會考慮分期給付彩禮。

三問：各地抵制“高價彩禮”有何嘗試?

2月13日，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。文件在“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”方面指出，“推動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風易俗規范，強化村規民約約束作用，黨員、干部帶頭示范，扎實開展高價彩禮、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”。

南都記者注意到，這是中央一號文件連續3年點名“高價彩禮”。為移風易俗治理“高價彩禮”，全國多地開展了不同行動。

2020年5月，民政部印發《關于開展婚俗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》，指出要開展對天價彩禮、鋪張浪費、低俗婚鬧、隨禮攀比等不正之風的整治，建立健全長效機制，助力脫貧攻堅，推進社會風氣好轉，并于次年將河北省河間市等15個單位確認為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，實驗時間為3年。

甘肅、四川、寧夏等地市區(縣)直接對彩禮、酒席花費制定標準。2022年，甘肅定西市提出9條“硬核”措施，利用8個月時間對高價彩禮、人情攀比等陳規陋習進行集中整治。其中包括對彩禮、酒席“限高”，要求婚嫁禮金不超過5萬元，婚嫁活動雙方不超過2天;舉辦婚事酒席不超過20桌，在城區每桌不超過880元，在農村地區舉辦婚事每桌不超過480元。

同年7月，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發布的《移風易俗條例》提出，按照傳統習俗確需給付或者收受婚嫁彩禮、禮金，彩禮的標準和禮金的種類、標準應當遵守村規民約(居民公約)等相關規定，要自覺抵制索要高額彩禮、禮金或者利用彩禮、禮金干涉婚姻自由;操辦婚事時應控制婚嫁宴請對象、范圍、次數、隨禮標準及接送親車輛、人數和聚餐(宴席)規模、標準等。

今年2月，寧夏涇源縣也出臺《進一步推進移風易俗助力鄉村振興的實施意見(試行)》，提出彩禮最高不得超過6萬元，并逐年下降，酒席不超過10桌，人情禮金不得高于200元。此外，加大“零彩禮光榮，高彩禮丟人”宣傳力度，形成抵制高價彩禮的社會氛圍。

而在2022年9月，江西廣昌縣就曾為“零彩禮”的10對新人舉辦移風易俗集體婚禮，這場婚禮在線直播，觀看量超4萬人次。一位參加婚禮的新娘表示，“這么熱鬧又有儀式感的婚禮，是多少彩禮都換不來的。”

同年11月，在江西省進賢縣人民廣場，進賢縣委宣傳部、縣婦聯、縣民政局等單位聯合舉辦第二屆“樹文明新風不要彩禮要幸福”集體婚禮，現場16對新人參與，共同倡導“抵制奢靡之風，反對高額彩禮”的文明新風之舉，用實際行動踐行移風易俗文明新風尚。

“政府對于這種婚育新風的宣傳和倡導還是非常有必要的。”靳小怡向南都記者表示，觀念的扭轉對于抵制“高價彩禮”至關重要，地方政府因地施策、逐步完善與細化相關措施，充分考慮不同鄉村的經濟社會狀況、村民文化素質等因素，對彩禮標準進行具體地規定，“能夠實現精準打擊和治理”。

劉建生也認為，“限禮”標準、村規民約(居民公約)等移風易俗措施對于降低婚嫁成本、形成新風尚能夠發揮一定作用。

四問：“高價彩禮”治理難點在哪?

多措并舉之下，部分地區整治“高價彩禮”取得成效。2022年底，民政部召開全國婚俗改革經驗交流電視電話會議，指出各實驗區從開展婚姻家庭輔導、倡導簡約適度婚俗禮儀、培育文明向上婚俗文化、傳承良好家風家教四個方面入手，“細化實施方案，聚焦主題主線，采取有效措施創新試點，較好完成了階段性實驗任務”。

河北河間市介紹稱，該市被確定為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后，自2021年4月以來，全市共辦理新婚登記4726對，其中“零彩禮”“低彩禮”占比88%，每樁婚事花費比之前平均減少7萬至15萬元。

2021年5月20日，河北省河間市在瀛海公園舉辦“零彩禮”公益集體婚禮，26對新人身穿中式傳統婚服執手入場。

日前，甘肅定西市也公布了高價彩禮的治理情況，據不完全統計，治理高價彩禮推動移風易俗培育文明鄉風攻堅年行動自2022年6月份啟動實施以來，當地70%的出嫁方彩禮控制在0至5萬元以內，平均為4.9萬元，比行動前下降了10.9%。

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也表示，移風易俗專班運行以來，全州共報備紅事991起，白事2527起，共制止10萬元以上彩禮528起，涉及金額7010萬元，收集村(居)民從簡辦理婚喪事宜的典型案例263起，群眾“不愿收、也不愿送”的氛圍已初步形成。

然而，根治“高價彩禮”難題，依然無法一蹴而就。靳小怡向南都記者分析，“人口是一個大的慣性系統，未來可預期的二三十年內，我們的婚姻市場供需都是不平衡的，彩禮問題甚至可能更加嚴重，這是一個長期的綜合性的治理過程。”

靳小怡認為，“治理的底層邏輯是承認愛情是婚姻的基礎。”她在調查中發現，“高價彩禮”也并不能保障婚姻幸福，“我們發現部分收取高額彩禮的家庭，婚姻質量不高，一個是離婚的意愿比較高，另外婚內家庭暴力發生率比較高。”她表示，應倡導回歸婚姻的本質，將其建立在彼此了解和真實情感之上。此外，還應提升農村人口教育水平，加大中西部農村居民教育投入，令其能夠接受正確的婚戀觀。

“ ‘高價彩禮’背后的另一個問題，是農村‘光棍’增多。”劉建生告訴南都記者，“有的男性四五十歲還是單身，寧愿多花點錢也想成個家。”

靳小怡也觀察到，人口性別結構失衡難以快速轉變，欠發達農村地區大齡未婚男性的生存發展權益應受關注，“比如通過加強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與支持力度，滿足欠發達農村地區大齡未婚男性的基本生活需求和養老需求，營造更寬松的社會環境，減輕對他們的社會排斥。”

此外，她表示，還應加強教育、就業、醫療、社保等優質資源在城鄉間、區域間的合理配置，促進中西部農業轉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鎮化，避免人口遷移流動加劇男性婚姻擠壓。

從根本上破解“高價彩禮”難題，劉建生認為，一方面政府要加強引導進行移風易俗;另一方面，必須加快推動鄉村振興，不斷縮小城鄉差距，“讓年輕人愿意留在鄉村發展，讓更多男女青年愿意在鄉村安家落戶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