甜甜本來會說很多詞語，發(fā)作完一兩天都緩不過來，不太會說，也不太會走。夫妻倆輪班，一宿一宿熬著看體溫升了還是降了，隔一會兒就要量一次，后來改用體溫檢測裝置。

也因此，伍思嘉感覺“她現(xiàn)在干點啥我們都覺得可以了，畢竟當年也是ICU里面出入過的孩子”。

患有Dravet綜合征的孩子，嬰兒時期進出ICU的很多，還可能隨時面臨癱瘓、猝死。

數據顯示，國外17%的該病患者在20歲之前死亡，國內專家的調查數據為10%。癱瘓則關聯(lián)著基層急救及時度，但目前基層急救能力欠缺。

就在去年，一個和甜甜一樣大的孩子，沒有征兆和誘因開始癲癇發(fā)作，住了大概兩個星期的ICU沒救過來。“(孩子)媽媽說不知道該怎么面對以后的生活”。

還有一個來自山西、已經上了小學的孩子，發(fā)作前一天還能背出“慈母手中線，游子身上衣”，第二天出現(xiàn)癲癇狀態(tài)后，住了約一個月ICU后至今仍處癱瘓狀態(tài)。

用藥難背后的三個原因

兩歲之后，甜甜病情有所緩解，除了發(fā)燒時需要格外戒備，日常發(fā)作頻率變?yōu)槊吭乱粌纱?，這讓夫妻倆開始有精力研究康復。

但平時絲毫不能松懈，比方不能吃撐，不能讓她過于興奮，要好好睡覺，不能便秘。如果稍有哪項不注意，比如因為高興給她吃了一塊巧克力，“就完蛋了”(注：因巧克力含咖啡因，易誘發(fā)癲癇發(fā)作，患者應盡量少吃)。

患有Dravet綜合征的孩子需要服用常規(guī)抗癲癇藥物和癲癇持續(xù)發(fā)作時的急救藥物，但前者效果有限，后者國內則基本無藥上市，這成了困擾多數患兒家庭的難題。

就伍思嘉了解，隨著患兒成長，以及病情的反復、耐藥的發(fā)生，持續(xù)調整用藥的情況非常常見。不少家庭因而需要從國外代購藥物，不僅購藥難，費用高，還可能面臨斷藥風險和由此引發(fā)的戒斷反應。

伍思嘉給甜甜用的抗癲癇藥物是德巴金和托吡酯，醫(yī)保報銷后，每年醫(yī)藥費1000多元。

這是為數不多值得慶幸的一點，他們的用藥沒有經過大幅調整，也不算貴。

早在得知女兒確診Dravet綜合征后，夫婦倆將國內外論文文獻、治療指南、專家共識、藥物和臨床試驗網站基本看了個遍，發(fā)現(xiàn)歐美上市的治療藥物更多，用藥經驗也更豐富。

作為一種難治性癲癇，Dravet綜合征目前沒有特效藥。哪怕是已在國外上市、臨床數據很好的藥物，對于每一個個體來說，效果都不確定，需要一款一款地試。且這些藥物也只是用于緩解癥狀，如減緩發(fā)作頻率，而非治愈，沒有藥物能控制癲癇發(fā)作，疾病本身的機制問題也并沒有解決。

伍思嘉夫婦很早就聽說，這個病用藥到最后，病人會耐藥，因而，他們在用藥調整時小心謹慎。文獻顯示用藥后完全無發(fā)作的比例僅占10%，他們也下調了用藥目標，不追求無發(fā)作，而是接受一兩個月發(fā)作一次的頻率再用藥。

但他們也在留意其他的藥，為未來做好打算：一旦甜甜耐藥，國內沒藥可用，到時對國外藥的需求就比較迫切了，可能需要代購。

伍思嘉因此很關注藥物的引進，包括那會兒還沒引進國內的氯巴占。

2021年，一位母親為救患有罕見病的孩子代購氯巴占，卻被指涉嫌走私、販賣、運輸毒品一事曾引發(fā)輿論關注。彼時，氯巴占在國外是獲批上市、用于癲癇疾病治療的藥物，在國內卻屬于國家管制第二類精神藥品。氯巴占也是Dravet綜合征患兒常用藥之一，代購氯巴占也是這些家庭的日常，被騙、被扣藥的情況不少見。

前述代購涉毒案引發(fā)關注后，第二年9月，氯巴占作為臨床急需藥品臨時進口的原研藥，在北京協(xié)和醫(yī)院開出全國第一張?zhí)幏剑?0月，首款國產氯巴占仿制藥也正式上市。但就伍思嘉了解，這兩條途徑尚未完全破解氯巴占的用藥難題。

她期盼，氯巴占采取的臨時進口和仿制藥等方式能在其他抗癲癇藥物上復制，讓患兒家庭有更多選擇。但據她了解，目前臨時引進政策在其他藥物上尚未走通，有少部分仿制藥正計劃國內上市。

和很多罕見病患者組織一樣，伍思嘉也嘗試通過個人和組織的力量引進藥物。

伍思嘉家的藥物器械都很多。

留意到臨床數據的有效率高，她從2018年起先后嘗試過聯(lián)系國外公司，引進芬氟拉明、大麻二酚、地西泮灌腸劑，但因屬二類精神藥品、含國家管制毒品成分、價格等原因先后未能實現(xiàn)引進。

伍思嘉還曾嘗試聯(lián)系引進咪達唑侖鼻噴霧劑，這是2018年8月左右上市的、市場上第一個能夠以鼻噴方式中止癲癇狀態(tài)的藥物。他們?yōu)榇撕蜕a該藥的歐洲公司多次溝通，對方也很有意愿進入中國，還派首席科學官來北京和他們見面。

交流中，伍思嘉提到當年哮喘的孩子，沒有辦法走進校園，后來有了緩解哮喘的藥物，他們的生命才不再受威脅，得以走進學校，希望患有Dravet綜合征的孩子也能有這樣一個藥物，孩子們也能體面地走進學校、普遍地融入社會。聽完了翻譯的解釋翻譯，這位外國人也哽咽地說希望能達到這樣的結果。

但大約到了2019年底，伍思嘉了解到這款藥品已放棄進入中國。原因是，該藥在國外獲批了孤兒藥資格，適應癥是“癲癇持續(xù)狀態(tài)或連續(xù)多次發(fā)作”，而非Dravet綜合征，因而無法按121種罕見病目錄引進國內，也無法享受國家快速引進政策、免臨床上市。而如需在國內再進行臨床試驗，投入會激增。

伍思嘉覺得，企業(yè)的選擇反映出客觀存在的用藥挑戰(zhàn)。她將用藥難的深層原因歸結為三方面：一是用藥以二類精神藥品為主，屬國家管制藥品，其研發(fā)、銷售環(huán)節(jié)均受特殊管制，如研發(fā)上無法享受政策快速引進，銷售上也因明令禁售，只能去醫(yī)院拿藥，導致藥物更難可及。“罕見病的共性是被看見得不夠，而二類精神藥品的特性，加劇了Dravet綜合征的不被看見。”

二是罕見病用藥存在很多個性化問題，但現(xiàn)有政策對此缺乏靈活性，缺少有效的協(xié)調機制和溝通渠道。對照來看，國外考慮到了罕見病的特殊特點，會設置專門對接協(xié)調的辦公室。“國內有關部門不是不管，而是缺少協(xié)調統(tǒng)籌”，這種制度性原因也是比較大的挑戰(zhàn)。

最難的一方面在于，目前疾病本身的臨床經驗研究沒有系統(tǒng)梳理歸類，導致患兒家長存在用藥迷茫，并不知道哪些用藥才是精準用藥，“選藥時不知道到底有沒有用，過程其實挺痛苦的”。

“可能做不好，但不做不行”

伍思嘉不是一個人在戰(zhàn)斗。除了她和丈夫，還有他們的伙伴團隊卓蔚寶貝支持中心(下稱卓蔚)，伍思嘉是聯(lián)合發(fā)起人之一，那年她32歲，有一份全職工作。

為了孩子，這樣一位母親、這樣一群家長，在5年里做了那么多行動和嘗試，翻譯照護手冊、做科普直播、開發(fā)監(jiān)測手環(huán)、嘗試引進藥物、邀請國內外專家舉辦研討會……

最開始，伍思嘉和丈夫設想的是以組織的形式輔助醫(yī)生，以了解癥狀何時出現(xiàn)，疾病怎么演變，哪些藥物有用等。但他們發(fā)現(xiàn)，很多患兒家庭疾病管理不佳，有的連基礎急救都沒搞清，“可能很多孩子都還沒來得及做更深一步的用藥分析，就在最開始的環(huán)節(jié)敗下陣來。”因此，他們轉而嘗試做一些患兒家庭支持。

2017年底，卓蔚的家長們發(fā)現(xiàn)一本很完整的英國照護手冊，包括介紹病情、共患病、急救醫(yī)療卡和可能的家人關系變化及如何相處等照護建議，不僅僅事關一種病本身，還包括與病相處的一種生活狀態(tài)。

她覺得這樣的內容很好，便發(fā)動一些家長一起翻譯。

手冊63頁13章，每章三四個小節(jié)，兩人翻譯一人審校。翻譯到第四章，因為覺得手冊內容可以和更多人分享，2018年中旬又開了公號，成為卓蔚的原型。

卓蔚如今的組織目標有三個：患者關愛、社會倡導和醫(yī)療協(xié)作，但最開始一點都不清晰，“想到啥就做啥，能做啥就做啥”。

醫(yī)療協(xié)作是伍思嘉和卓蔚的重點方向之一，她設想在治愈性藥物開發(fā)和可及藥物引進方面做一些努力。

罕見病的共性問題在于病人少，導致醫(yī)生因見得少更易漏誤診，新藥或療法的科研工作因樣本量不足難以產生進展，臨床試驗也因此成本過高，藥企沒有動力參與。因而往往需要患者家庭凝聚為組織，便于與各方合作，把疾病往治愈的方向推進，彼此也能互相慰藉。伍思嘉也希望借組織模式，不訴諸個人情緒，而是探索出醫(yī)療專業(yè)的解決途徑。

同樣作為罕見病患兒家長，相比此前引發(fā)輿論關注的在家制藥救子的一位父親，學醫(yī)出身的伍思嘉選擇了另一種“制藥救子”：她想更為扎實地把疾病研究清楚，做安全、有效、質量可控的治愈性藥物。在她看來，這位父親面對著更加迫切的生命需求，可能會承擔更大的風險，而他們選擇這種“制藥”，是基于面對的狀況不一樣，對風險會更謹慎。

她認為，只有了解清楚疾病，才能判斷研發(fā)的藥物能起到的作用，“控制風險和獲益，一步一步漫長細致地做起來”。而因為有專業(yè)人士參與發(fā)起，卓蔚在各個病種的罕見病患者組織發(fā)展探索中，顯得有些不同。

不過，受限于艱難的制藥流程推動和有限的組織力量及經濟能力，如今卓蔚在醫(yī)療協(xié)作的定位更多在于助推，“不是喧賓奪主地代替醫(yī)生去做診療、代替企業(yè)去研發(fā)藥物，而是在他們做這些推動改變我們命運的事情的過程中，作為一個助力者的角色，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些支持。”

在此期間，除了嘗試藥物引進、舉辦研討會，還包括招募患者、收集基礎信息等，并計劃今年和專家合作生存質量、自然病史、生命旅程等三個研究，“能草擬方案就草擬方案，能翻譯國外的文獻就翻譯文獻”，作為患者提供一些助力。

辦會期間，伍思嘉收獲了很多鼓舞、支持。作為患兒家長，她原本覺得挺孤獨，但和更多家庭溝通需求后，逐漸被他們的狀態(tài)感染，也“成長了很多”。

去年11月，首屆中國Dravet綜合征家庭與專家國際研討會在線上召開，由卓蔚和另一家機構主辦，希望國內外的專家能更多交流，且能傳遞到患者端，同時借此讓國際藥企了解到國內的患者群體和監(jiān)管政策，吸引更多藥企和藥物進入國內。

發(fā)起會議的念頭始于去年6月，“當時想的也沒有現(xiàn)在這個規(guī)模”。伍思嘉稱，大會邀請到了四五十位演講嘉賓，包括12位國際專家和10余位國內專家，都是國內外非常關注Dravet綜合征的專家，需要團隊協(xié)調嘉賓上線時間和字幕實時翻譯等工作。

盡管辦會的艱難一言難盡，但伍思嘉感受到團隊的熱情、鼓舞、期待和力量。

伍思嘉覺得自己不太扛壓，“有一點追求完美，有點玻璃心”，感覺“崩潰得不行”，但好在有伙伴的支持。甜甜爸爸承擔了照顧孩子的工作，也幫她應對很多瑣碎的事務。團隊有一位兩個孩子的媽媽，由于丈夫出差，她要獨自帶著兩個孩子，每天聯(lián)系專家、審核PPT，臨近開會忙得只能給孩子點外賣……

她感覺，伙伴們對彼此都傳遞出溫柔的期待，雖不像公司那樣要求使命必達，但包容、理解和信念也可以轉化成力量，“你就覺得你也不能放棄，怎么著也咬牙堅持”。互相補臺、彼此協(xié)助，同伴的力量讓團隊奔向目標。

伍思嘉形容，因為有專業(yè)背景，自己更多扮演發(fā)動機的角色，有了方向，卓蔚小車想往前跑，需要伙伴們的同心協(xié)力，各有擅長的伙伴們做各種各樣的事情，給加油、給助力，“我覺得我們是挺棒的一個小團隊，少一個輪子這車都跑不了”。

如今，伍思嘉正在著手準備讀博，為自然病史研究作準備。自然病史研究、疾病負擔研究等等，對治愈性藥物研發(fā)很重要，國際上自然病史有關研究被很多罕見病列為優(yōu)先級極高的研究角度，而國內目前相關指導原則剛剛結束公開征求意見。

早在甜甜生病后，她就一直希望能夠讓自己變得更專業(yè)、在研究領域更進一步。但“這個病讓我們的生活好多事情變得不可控，現(xiàn)在狀態(tài)是上有老下有小，只是下定了決心而已，在找一些合適的機會，走一步看一步”。

目前，她已爭取到博士旁聽的機會，也計劃在接下來合作的研究中嘗試實踐研究參與。“如果我不去做，可能就沒有人去做了?？赡茏霾缓茫蛔霾恍?。”

跟訪期間，伍思嘉一度感慨，無論學醫(yī)還是從事相關工作，好像自己之前的一切狀態(tài)都是在為甜甜的病做準備。甜甜生病后，她更想通過工作做一些對女兒有意義的事，而現(xiàn)在也確實如此。

“未必能像專家那樣垂直下去，我的目標是解決問題，用連接讓這件事情發(fā)生一些更好的改變。”她說。

(為保護患者隱私，文中伍思嘉和甜甜為化名)